北京诉讼律师:投资合同未明确约定违约利息可参照投资款占有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确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下面北京诉讼律师以一个投资合同利息纠纷的二审上诉案例为大家分析有关规定。

北京诉讼律师:投资合同未明确约定违约利息可参照投资款占有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确定

2009年12月31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联合开发协议》,就联合开发二号地部分地块达成如下协议:一、A公司以土地作为投资,B公司投入现金,双方联合开发。二、B公司取得对上述土地的联合开发权,按每亩28万元向A公司支付土地使用费,拟开发面积约300亩,土地使用费共计约8400万元。三、B公司负责办理建设用地报批的相关手续,A公司予以协助。四、项目建设期为三年,以正式开工日为准。五、联合开发项目获利后,所得利润双方按照三、七比例分成,即A公司占三成、B公司占七成。

《联合开发协议》签订后,B公司于2010年2月1日又与C煤矿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联合投资开发协议》,就双方共同投资开发二号地部分地块达成如下协议:一、双方共同以A公司与B公司于2009年12月31日签署的《联合开发协议》为基础。二、第一期,计划投资现金:壹仟万元,双方各投资现金伍佰万元。在第一期投资中,先由C煤矿机械有限公司投足壹佰万元,然后由B公司投足壹伯万元。以此先后顺序陆续投足第一期资金。如资金不足,双方仍按第一期投资先后的原则,以相同的比例继续增加第二期、第三期等期的投资。四、根据《联合开发协议》第十二条,联合项目获利后,所得利润双方按照三、七比例分成,即通泰集体占三成,B公司占七成的规定。该《联合投资开发协议》签订后,C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并未履行,而是由梅某实际履行。梅某于2010年1月20日至2016年4月26日共投资779.84075万元。2015年2月13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协议书》,鉴于1、双方于2009年12月31日签署《联合开发协议》,联合开发二号地部分地块,根据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文件精神,要求A公司收回同有关单位(个人)合作开发的地产项目。经双方协商,同意终止上述《联合开发协议》的履行,《联合开发协议》项下一切项目停止建设,且不再发生任何费用。2015年2月16日A公司分别向B公司和梅某退还了投资款3094067.5元,和3594067.5元。A公司于2018年3月28日、2018年4月2日分两次向梅某返还投资款490万元和561532.35元;2018年3月27日向B公司返还4411532.36元。至此,A公司共计向B公司返还投资款7798407.5元,向梅某返还投资款9348407.5元。

一审法院认为,B公司与被告A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严格履行。但由于第三方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和《终止联合开发协议》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合法有效。关于二原告是否可依《终止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要求A公司支付投资款所产生的利息问题。《终止合作开发协议》第三条1中约定:“关于B公司要求在合作期间依据《联合开发协议》为A公司垫付的款项所产生的利息补偿,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因双方所签订协议均未约定利息损失的计算方法,且双方又无法达成一致,二原告通过诉讼解决争议,符合法律规定,与协议约定不矛盾。对于被告辩称的梅某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因被告A公司实际收取了梅某本人投资款并出具了收据,且退还投资款时亦直接退还其本人。结合B公司的“情况说明”及张家口C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A公司已通过事实行为认可系二原告共同投资,共同履行《联合开发协议》。故被告关于梅某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抗辩理由,二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原告在依约履行合同,支付投资款后,合同解除之前,A公司确实占有了投资款,二原告确有利息损失,理应按照实际投资款的数额给付占用期间的利息。根据公平原则以及房地产企业融资成本、双方的违约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参照投资款占有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二审法院确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年利率6%计算原告利息损失。综上判决A公司给付原告B公司7798407.5元投资款所产生的利息2677736.63元;给付原告梅某9348407.5元投资款所产生的利息3058948.33元。

二审法院认为,B公司与A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协议书》和《终止联合开发协议》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均应严格遵守。通泰公司主张梅某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问题。B公司与通泰公司按照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约定,共同设立了项目公司,该项目公司实际收取了梅某本人投资款,并出具了收据,且在退还投资款时直接退还梅某本人。原审法院结合B公司的“情况说明”及张家口C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认定通泰公司已通过事实行为认可B公司与梅某共同投资并履行《联合开发协议》并无不当。故梅某在本案中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通泰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不应当得到支持。通泰公司主张,其与B公司协议解除《联合开发协议》后,各自取回了各自的投入,已恢复到开发前的状态。如果有损失,在合作过程中各有损失,而终止合作是经双方协商一致自愿做出的决定,形成损失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应该自行承担。及如果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补偿的话,其可以接受的问题。B公司、梅某依据B公司与通泰公司《终止合作开发协议》第三条1的“关于B公司要求在合作期间依据《联合开发协议》为A公司垫付的款项所产生的利息补偿,双方另行协商解决”约定,因双方在所签订协议均未约定利息损失的计算方法,且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B公司、梅某通过诉讼解决争议,符合法律规定,与协议约定并不矛盾。B公司、梅某在依约履行合同支付投资款后,在因相关政策调整,《联合开发协议》)无法继续执行的情况下,解除了合同在合作项目所有资产全部归通泰公司所有时,B公司、梅某的所有支出就具有了损失,原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以及房地产企业融资成本、双方的违约情况等因素综合考量,参照投资款占有期间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标准,确定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年利率6%计算原告利息损失并无不当。

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二审上诉案例,北京嘉善律师事务所的北京诉讼律师提出如下建议:一、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比如买卖合同关系中,买受人应当及时按照约定的付款时间节点支付货款,否则,即使合同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出卖人仍有权依据相关规定请求买受人支付违约金。出卖人可要求在合同中事先约定买受人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以督促及时付款,但违约金的标准不宜约定过高,否则买受人可请求人民法院调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