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审法院判决:委托合同中由第三人实际操作,在符合被委托人意志的情况下不构成转委托!

《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三条规定,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或者追认的,委托人可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托未经同意或者追认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第三人的除外。构成转委托一般需要委托人同意,且转委托一旦构成,委托合同的实际履行是交由转委托人执行。下面合同律师以一个委托合同纠纷的二审上诉案例为大家分析有关规定。

北京二审法院判决:委托合同中由第三人实际操作,在符合被委托人意志的情况下不构成转委托!

2016年12月22日,于某、章某签订了一份《委托理财协议书》,约定于某自愿将自有资金100万元委托给章某进行理财投资。协议中约定于某向章某作出如下申明和承诺:于某向章某承诺其具备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没有被章某诱导,章某也没有向于某保证理财收益;于某自愿与章某建立委托理财投资关系,愿意向章某支付因理财投资获利而约定的收益分成。章某向于某作出如下申明和承诺:章某保证如实地向于某说明理财投资的止盈止损理念,可预期的收益和损失;章某明确向于某澄清,以往的收益并不代表当下的收益承诺,并且也不会向于某承诺收益和损失;章某力争理财投资的损失可控和收益最大化;协议还约定,具体委托事项为于某投入的理财资金全权由章某独立地根据市场行情进行投资定位进行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从投资中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章某对理财资金拥有独立的操作权,于某不得干预章某操作;委托理财期限为2年;协议的任一方违约,应按于某存入的理财资金总额的5%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协议书签订后,于某于当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100万元理财款项支付至协议书中约定的华某收款账户中。

2016年12月23日,华某通过上述银行账户将包括于某支付的100万元理财款项在内的3450万元转入A信托公司的账户中,并于当日与A信托公司订立了《信托合同》,委托A信托公司设立“资金信托计划”。章某称,由于股票交易亏损,为了避免平仓,其自2017年4月起陆续以其自有资金投入信托计划托管账户作为信用增强金共计2320万元。最终投资亏损共计4431.04万元,包括本金3450万元及章某支付的用于补仓的信用增强金981.04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于某、章某于2016年12月22日订立的《委托理财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章某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一、关于章某是否存在转委托行为。从章某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华某代收款项后,委托A信托公司设立“资金信托计划”,将包括于某支付的100万元在内的共3450万元投入至信托托管账户进行股票买卖交易,而该账户的实际支配人系章某。华某对上述事实亦予认可。可见,华某委托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仅仅是一种募集资金的配资行为,华某及信托公司均没有实际使用于某的理财款项从事委托事项或做其他用途,故于某认为章某存在转委托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关于章某是否存在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于某、章某双方在《委托理财协议书》中约定,全权由章某独立地根据市场行情进行投资定位进行股票二级市场投资,章某对理财资金拥有独立的操作权,于某不得干预章某操作。如前所述,华某委托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是一种募集资金的配资行为,双方在《委托理财协议书》中未予禁止。于某的理财款项投入信托托管账户后依然由章某操作在股票二级市场中进行买卖交易,章某的行为未超过《委托理财协议书》中约定的授权范畴。而股票市场本身系极具风险的市场,委托他人理财亦具有极高的风险性,于某在签订合同时应当具有一定的认识和预判。于某的损失主要系因股票二级市场波动所致,章某对于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故于某请求章某赔偿资金损失100万元和利息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委托理财协议书》中约定,章某保证遵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以专业的投资分析及决策方法,理性持仓,努力争取理财投资的损失可控和收益最大化。章某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未能尽到相应的告知义务,未及时通知于某理财资金亏损状况,存在一定的瑕疵。于某主张章某按照合同违约条款支付违约金5万元,具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于某与章某于2016年12月22日订立的《委托理财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主体适格,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章某是否存在转委托的情形;2、章某是否存在超越代理权限的行为;3、章某在受托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委托理财协议书》第二条第3点约定,为便于理财投资管理,双方约定于某将资金打入华某的账户中,后于某依约将100万元转入华某的账户,华某将包括该100万在内的3450万元投入A信托公司的账户,由章某支配该账户进行股票二级市场投资。可见,实际支配于某的100万元的人是章某而非华某,将100万元转入华某账户是于某明知并自愿转入的,因此章某的行为不存在转委托的情形。于某主张章某将其100万元投资款投入到华某持有的信托资管计划中构成转委托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采信。于某主张一审法院仅根据华某的认可就认定章某是信托托管账户的实际支配人,系事实认定错误。二审法院认为,华某是本案当事人,其账户用于接收于某的转账款100万元,后以该账户内资金投入信托账户进行股票投资,其清楚知晓资金的流向及账户的实际支配人,故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综合认定本案基本事实,并非仅依据孤证作出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委托理财协议书》第二条第2点约定,于某投入的理财资金,全权由章某独立地根据市场行情进行以下投资定位:进行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从投资中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章某对理财资金拥有独立的操作权,于某不得干预章某操作。按此约定,华某将于某的100万元投入信托托管账户加入信托计划是一种配资行为,之后由章某操作该信托账户进行股票买卖交易,是章某独立操作该理财资金的一种方式,并未改变用途,故章某的行为并未超越代理权限。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于某在签订合同时应明知股票市场存在风险,委托他人理财亦具有风险性,且于某和章某都确认章某不向于某保证理财收益,因此股票二级市场波动导致于某损失并非章某所致。章某依据其专业判断进行投资,在即将触发平仓线时投入资金进行补仓,并无过错。但章某未举证证明其及时通知于某理财资金亏损状况,存在一定的瑕疵,一审据此认定章某应按合同约定向于某支付违约金5万元正确,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北京嘉善律师事务所的合同律师认为,在司法实践中,经委托人同意的转委托关系中,受托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委托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受托人在转委托行为中存在选任及指示过错的,受托人对第三人(即次受托人)的代理行为不承担责任。所以合同律师认为上述二审法院判决本案未构成转委托,也不采用转委托责任承担方式的判决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