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房产继承律师:合法有效遗嘱的必备要件

遗产处理协议属于各位继承人一同签订的合同。合同生效即合同发生了法律约束力。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一定条件的合同才具有法律效力,一般都规定以下条件为合同的有效要件:主体合格、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形式合乎要求。下面北京房产继承律师以一个北京房产纠纷起诉的二审上诉案例为大家分析有关规定。

北京房产继承律师:合法有效遗嘱的必备要件

燕某乙、燕某丙系燕某甲、朱某某所生子女。1997年12月,燕某甲、朱某某原居住的房产动迁,动迁部门为燕某甲、朱某某安置A房产公有住房一套。此后,燕某丙与其父母亲经协商后,决定该公有住房由燕某丙出面购买。2000年6月6日,燕某丙签订了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在办理了相关手续后于同年8月31日取得该房屋的产权证。

2005年4月2日,燕某乙、燕某丙之父燕某甲去世。2009年8月11日,双方之母朱某某去世。2009年9月6日,燕某乙夫妇、燕某丙夫妇和朱向前在父母居住的房屋内,由见证人执笔达成“父母遗产处理协议”,协议内容为:根据父母遗产处理,均由儿子燕某乙及女儿燕某丙双方协商处理如下:1、父母遗留现金、存折总额为41,500元,归燕某乙继承;2、房产均由女儿燕某丙继承,经双方协商燕某丙补贴燕某乙房产继承费捌万元;3、房产继承费燕某丙愿意在10月30日前付给燕某乙。燕某乙、燕某丙及见证人均在协议上签名。同时,燕某丙夫妇及见证人在“父母遗物清单”上签名。协议签订后,燕某乙当日取得父母遗留的金额为40,600元的存单七张和现金900元。嗣后,双方为协议约定的房产继承费8万元多次协商不成,燕某乙遂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燕某丙支付房屋补偿款8万元。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燕某乙、燕某丙签订的“父母遗产处理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之情形。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误解人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本案中,燕某丙认为构成重大误解的理由是其错误认为本案系争房屋是父母遗产,故同意作出补偿,但实际该房屋产权在父母去世前已登记为燕某丙,不属遗产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燕某丙签订“父母遗产处理协议”并不构成重大误解。理由如下:一、从签约的时间来看,双方是在其母亲去世不久,并共同清点了父母遗物后,达成遗产处理协议符合常理;二、从签约的在场人来看,不但有见证人,而且燕某乙、燕某丙双方配偶均在场;三、从协议履行来看,签约后燕某乙即依协议第一条规定取得父母遗留的存单和现金;四、从协议所涉系争房屋的来源来看,该房屋原系公有住房,燕某丙是根据规定购买后所得,当时燕某丙父母均居住在内;五、从协议所载内容来看,文字表述并无歧义,能够达到签约人正常理解的程度。因此,燕某丙认为协议存在重大误解之抗辩主张,法院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燕某乙、燕某丙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人,双方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由见证人执笔签订父母遗产处理协议,该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该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协议载明“燕某丙应补贴燕某乙房产继承费8万元,在10月30日前支付”,双方虽未就年份予以明确,但按常理应以签约时所处年份予以推定。燕某丙未能按约履行上述约定,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燕某乙要求燕某丙给付8万元的诉请,合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纠纷的起因,系因双方于2009年9月6日签订的《父母遗产处理协议》,对于双方在签署该协议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一审已详细阐明,二审法院不再赘述。上诉人认为其在签署该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的上诉意见,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协议中所涉上诉人补贴被上诉人8万元“房屋继承费”,是否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赠与。二审法院认为,首先,从该协议的内容分析,并不能反映上诉人补贴被上诉人8万元系出于赠与的意思表示;其次,从一审庭审过程中分析,上诉人提出系争钱款系赠与的主张,亦是在被上诉人明确相应请求权基础之后所提出,而在此之前,上诉人从未有类似的意思表示;再次,从协议履行情况分析,该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括上诉人履行给付钱款义务的期限,且协议已部分履行。故上诉人关于支付被上诉人8万元系出于赠与意思表示的上诉意见,二审法院难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

本二审案件中,北京房产继承律师认为上诉人以涉案协议为重大误解为由反驳此协议的效力,重大误解,指的是一方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导致对合同的内容等发生误解而订立了合同。误解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误解既可以是单方面的误解,也可以是双方的误解。根据我国学界以及审判实践的做法,重大误解等同于传统民法中的错误。如果各位朋友有此类纠纷可以咨询北京房产继承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