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间的资金往来属于借款还是出资款,二审上诉辩分明

众所周知,在注册公司时,股东均需要出资,但是,经常发生的争议是,在股东间互相打款的情况下,该类除注册资本之外的投入到底是属于出资款,还是属于股东借款呢?北京知名律师常亮通过一则二审上诉案例,来分析股东间借款的不同情况。

股东间的资金往来属于借款还是出资款,二审上诉辩分明

郭德游与连湖自2013年3月12日至2016年8月27日存在多次款项往来,包括现金和转账。现双方核算认可,该段时间内郭德游向连湖转账共计1363万元,连湖向郭德游转账共计1117.3万元,双方就其中部分款项签订了5份借款协议,包括2014年3月13日金额为300万元借款协议、2014年4月28日金额为100万元借款协议、2014年5月5日金额为100万元借款协议、2015年3月12日金额为200万元借款协议、2015年4月27日金额为100万元借款协议。现本案借款系郭德游依据2015年3月12日(金额200万元)借款协议向连湖主张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同时,郭德游依据2015年4月27日(金额100万元)借款协议向一审法院另行起诉连湖,要求其偿还相应借款本金及利息。

一审庭审中,郭德游称,转账给连湖的1363万元全部系借款,其中只有5笔借款签订了借款协议,其余借款未出具书面手续,本案借款本金200万元的转账时间为2015年3月12日,该时间点后连湖向郭德游的转账款均与本案借款无关,而是偿还双方之间其他借款的本金或利息。郭德游为说明双方自2013年3月12日至今所有款项往来的性质,向法庭提供了转账明细单一张,详细说明了双方之间每笔往来款项的性质,并就连湖向郭德游转账的每笔款项逐一向法庭明确系针对何笔借款的还款或利息。根据其提供的明细单和当庭陈述,2015年4月23日连湖转账给郭德游的100万元系偿还2014年3月13日借款协议中的借款,2015年4月28日连湖转账给郭德游的110万元系偿还2014年4月28日借款协议中的借款100万元和2015年4月25日的借款10万元,2015年7月20日至2016年6月26日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均核算在最终欠款87万元中。郭德游为证明上述陈述,向法庭提供了其与北京A公司会计赵素敏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赵素敏于2016年8月24日向郭德游发送对账单一张,郭德游主张该对账单系对本案双方款项往来明细汇总,对账单详细列明了何时何笔借款支付利息至何日,同时确认截至出具对账单之日“本金87万”系如何计算得出。关于该笔欠款87万元,连湖向法庭提供了双方及案外人李某于2016年8月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一份予以佐证,内容记载:“兹有郭德游(身份证)××授权李某(身份证)××收取连湖欠郭德游的欠款合计人民币捌拾柒万元整(¥870000),李某全权代表郭德游行使收款方义务。备注:此款为大兴北京A公司股权转让款。授权人:郭德游;被授权人:李某;欠款人:连湖。”

连湖认可上述委托协议书的真实性,否认赵素敏制作的对账单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连湖称,不仅本案借款已偿还清,其与郭德游之间所有的债权债务均已两清,且所有借款均未约定利息。在2018年9月20日谈话笔录中,连湖称,郭德游向其转账的1363万元并非全部都是借款,第一、认可5份借款协议中记载的款项均系借款,称其中2015年3月13日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款协议仅收到借款本金200万元,其他借款协议所记载借款金额均予认可;第二、2014年9月1日转账的50万元、2016年1月12日转账的195万元系郭德游给付A公司的出资款,A公司成立后双方与案外人李某各占股份33.3%;第三、其余转账款系双方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与借款无关。经连湖核算,郭德游向连湖的转账1363万元-195万元(出资款)-50万元(出资款)=1118万元,连湖向原告郭德游转账共计1117.3万元,故双方债权债务全部两清。2018年6月1日开庭笔录中,连湖称转账记录中下述款项系郭德游对A公司的出资款:2014年4月24日转账的100万元、2014年9月1日转账的50万元、2016年1月12日转账的195万元。2018年12月18日开庭笔录中,连湖又称下述款项系郭德游对A公司的出资款:2014年9月1日转账的50万元、2015年8月5日转账的5万元、2016年1月12日转账的195万元、2016年3月20日转账的3万元。连湖认可授权委托书中确认的87万元欠款,但其未能对该笔87万元如何形成向法庭予以明确答复。

连湖为证明部分转账系郭德游给付A公司的出资款,向法庭提供了A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出具的证明一张,内容记载:“北京A公司是2014年由连湖、郭德游、李某三人各占33.3%股份新成立的有限公司,设立之初推举连湖为负责人,股东约定将公司需要的投资款都汇至连湖的银行卡上,由连湖统一对外支付开办费用、租赁场地费用、投标保证金、水电费、场地改扩建费、场地平整硬化费、绿化费、设备购置费等等,至今,每个股东各向连湖出资了265万元用于公司建设,北京A公司经过评估后的建设及资金1300万元。特此证明。2018年9月30日。”

一审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与赵素敏进行了谈话。赵素敏称,其与郭德游是老乡,经郭德游介绍与连湖、案外人李某相识,后担任A公司的会计,微信上发送的对账单是应郭德游要求对其与连湖之间的账目进行核算,核算完成后将对账单发送给了双方,但双方当时对该对账单均不予认可。现对该对账单,郭德游称当时之所以说不认可,是因为有部分借款未含括其中,连湖对全部内容均不予认可。一审另查明,A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23日,成立时股东为郭德游、连湖和案外人李某,连湖系法定代表人。2016年9月14日,郭德游退出股东会,由连湖和案外人李某担任股东,连湖仍系法定代表人。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双方诉辩,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借款是否偿还完毕。针对郭德游与连湖之间的款项往来,法庭要求双方对每笔往来款项的性质予以明确。

首先,郭德游就此向法庭提供了详细的明细单,对每笔款项的借款时间、借款金额、还款时间、还款金额、还息金额、还息计算标准均予以说明,同时提供了赵素敏出具的对账单和双方及案外人李某签订的授权委托书予以佐证,金额和时间均能一一对应,由此向法庭证明2015年3月13日之后连湖向郭德游的转账与本案借款无关,而是偿还其他借款。

其次,连湖就此向法庭陈述时,主张郭德游转账给连湖的部分款项系给付A公司的出资款,但对于哪几笔款项系出资款,连湖前后三次陈述均不一致。连湖主张部分款项系双方之间其他经济往来,并非借款,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同时,连湖对授权委托书中所载欠款87万元如何形成,未向法庭明确答复。故一审法院对连湖所述部分款项系郭德游向A公司的出资款、部分款项系其他经济往来的抗辩意见,因其陈述前后矛盾,亦没有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再次,连湖为证明转账中265万元系郭德游给付A公司的出资款,向法庭提供的证明系A公司于2018年9月30日单方出具,且郭德游未签名确认。即该书面证明系连湖作为法定代表人的A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为证明连湖的主张出具的单方证明,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明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最后,赵素敏作为A公司的会计,对郭德游与连湖之间的账目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对账单一张,虽连湖否认该对账单的真实性和证明内容,但根据一审法院核算,赵素敏核算的所有借款的借款时间、借款金额、还息截止时间、最终87万元的计算过程,均能与转账记录一一对应,且与最终郭德游、连湖、案外人李某签订的授权委托书所载金额87万元能吻合,故一审法院对该对账单予以认可。

综上,郭德游向法庭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2015年3月13日之后连湖向其转账的款项与本案借款无关,连湖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连湖应依约偿还借款本金,现郭德游要求连湖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二审期间,连湖向二审法院提交以下新证据:证据1.李某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自2014年到2016年,李某、郭德游、连湖三人对A公司每人实际出资265万元,所有人的出资款均转至连湖个人银行账户,郭德游与连湖对所有的债权债务进行了清算,最终连湖欠郭德游87万元;证据2.《欠款证明》复印件,用以证明截止到2017年1月17日连湖债权债务款共计是87万元,其中包括股权投资款及所借的债务,并无其他欠款;证据3.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用以证明郭德游对A公司出资334.34万元。二审期间,连湖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李某到庭所作证人证言与其书面证人证言内容一致。

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1.因李某在其到庭作出的证言中表示并不清楚郭德游与连湖之间是否还存在其他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故二审法院对其出具证明及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2.因郭德游在另案诉讼中明确表示认可《欠款证明》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故二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将在二审法院认为部分予以评述。

关于授权委托书中涉及的87万元款项的形成,连湖称郭德游于2014年4月24日、2014年9月1日、2015年8月5日、2016年3月20日转账支付了对A公司的出资款共计353元,因郭德游应付出资款为265万元,故郭德游多付88万元,此即为授权委托书所涉及的87万元款项,差额1万元是郭德游在娱乐活动中欠连湖的钱。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连湖应否向郭德游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连湖上诉主张已经还清涉案借款200万元,但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项主张。首先,郭德游主张连湖未就双方于2015年3月12日签订的《借款协议》项下的款项予以归还,并就此提交了《借款协议》、客户回单、银行转账凭证、郭德游与赵素敏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证明,郭德游就其与连湖每笔往来款项的相关信息,包括借款时间、借款金额、还款时间、还款金额、还息金额、还息计算标准等均予以说明,与前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其次,连湖虽不认可微信聊天记录中赵素敏制作的对账单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但其于一审中提交的双方当事人及案外人李某签订的授权委托书载有郭德游授权李某收取连湖欠郭德游的87万元欠款的相关表述,与郭德游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李欠王本金87万”的记载一致,且赵素敏核算的所有借款的借款时间、借款金额、还息截至时间、最终87万元的计算过程,均能与转账记录一一对应,而连湖对授权委托书中所载欠款87万元的解释不具合理性,故一审法院采信对账单,并无不当。连湖主张其向郭德游借款未约定利息,但对账单中载明包含利息,且结合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3月13日之后连湖向郭德游转账的款项与涉案借款无关,依据充分,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再次,连湖上诉主张郭德游转账给连湖的部分款项系针对A公司的出资款,但对于哪几笔款项系出资款,连湖前后几次的陈述均不一致,且A公司单方出具的证明并无其他充分证据相佐证,在连湖未提供充分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最后,连湖于二审中提交的欠款证明复印件、股权转让协议书与李某的证人证言均与李某和郭德游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有关,欠款证明内容并未明确体现连湖与郭德游债权债务结算情况,亦不足以证明郭德游认可涉案借款转为其向A公司的出资款,结合郭德游与李某存在另案诉讼,二审法院对连湖二审中提交的三份证据均不予采信。综合前述理由,一审判决连湖应当向郭德游偿还借款本金200万元,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常亮律师认为,此类二审上诉案件能否获得法院支持主要是看能否由审理中的证据证明每一笔款项的性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只有提供了完整地证据链证明借款存在,二审上诉法院一定能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