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名律师为你辨析民间借贷和“套路贷”

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常常有人将他人借款给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套路贷”以达到不还款的目的。甚至有人认为,“套路贷”也是一种民间借贷。北京知名律师常亮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理解。民间借贷的出借人是为了到期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收回本金并获取利息,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会在签订、履行借贷协议过程中实施虚增借贷金额、制造虚假给付痕迹、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行为。而“套路贷”则是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采取一系列诈骗手段,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以达到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为目的。“套路贷”,跟平等主体之间基于自愿而形成的民事借贷关系有着本质区别。

北京知名律师为你辨析民间借贷和“套路贷”

2017年3月7日,胡建华与霍歌在北京市某公证处的见证下签订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借款合同》,约定霍歌向胡建华借款35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于2017年4月6日归还,借款利率为每月2%。签约当日,胡建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霍歌支付35万元,但霍歌至今未偿还借款。胡建华一怒之下,将霍歌告上法院要求还钱。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霍歌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根据胡建华提供的证据,足以证实其与霍歌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胡建华作为出借方已履行了给付借款的义务,霍歌作为借款方亦应履行还款义务,霍歌未按照约定偿还借款已构成违约。现胡建华要求霍歌偿还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的理由正当,该院予以支持。霍歌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该院依法缺席判决。

一审判决后霍歌提起二审上诉至北京市某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诉讼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的证据,二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霍歌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1.借记卡账户明细清单,证明:另案280万元借款,2016年12月30日10时3分胡建华向霍歌转账15万元,10时13分霍歌向潘登转账14万元,10时33分胡建华向霍歌转账265万元,11时45分霍歌取现265万元,该款被李维骗走225万元,霍歌实际收到借款40万元;另案25万元借款,2017年2月22日10时18分胡建华向霍歌转账10万元,10时31分霍歌向潘登转账82350元,10时36分胡建华向霍歌转账15万元,10时37分霍歌向李加东转账127680元;本案35万元借款,2017年3月7日14时20分胡建华向霍歌转账15万元,14时26分霍歌向潘登转账10.2万元,14时52分胡建华向霍歌转账20万元,14时56分霍歌向李加东转账18万元;另案40万元借款,2017年4月5日14时35分胡建华向霍歌转账20万元,14时36分胡建华向霍歌转账5万元,14时56分霍歌向潘登转账22.8万元,15时2分胡建华向霍歌转账15万元,15时8分霍歌向李加东转账11.4万元。该证据还证明胡建华向霍歌转账都是通过手机银行转账,而霍歌是通过自助终端转账,可以说明霍歌当时人身受限。证据2.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证明胡建华认为霍歌诈骗,已就案涉借款合同报案处理,案件尚无最终结果。证据3.北京市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证明案涉房产过户至霍歌名下的登记已被撤销,280万元借款的抵押登记无效。证据4.胡建华2019年7月17日去霍歌家中闹事的视频及照片,证明胡建华存在暴力催收款项的行为。胡建华未提交新的证据,其对霍歌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霍歌转给他人的款项与胡建华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认可,只能证明霍歌被取保候审过。证据3真实性认可,但该判决不涉及案涉房产的抵押登记效力。证据4的关联性不认可,看不出与胡建华的关系。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对霍歌提交证据1、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1、2的证明目的,二审法院将结合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综合认定。证据3所涉涉案房屋抵押一事与本案争议焦点缺乏关联,二审法院不予确认。证据4无法体现与胡建华的关联,二审法院不予确认。

二审诉讼中,霍歌认可胡建华提交的公证借款合同和转账凭证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据合法性。霍歌称,办理公证的时候并未告知其法律关系及后果,霍歌对公证书的内容不知情,胡建华虽将借款转入霍歌账户,但大部分款项都转入了胡建华同伙的账户。

二审诉讼中,针对将款项转入潘登账户的原因,霍歌称,李加东当时称该账号是胡建华的账号,要求霍歌向该账户转账,除了280万元借款,其余的借款都是李加东操作的,霍歌没有直接与胡建华联系过。针对付给潘登及李加东的款项性质,霍歌称,系借款的利息和服务费,没有支付标准,对于本金的金额及利息标准霍歌均不清楚,对方告诉霍歌转多少钱霍歌就转多少钱。就是否与李加东存在其他资金关系,霍歌称,除胡建华的4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外,还有一件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在北京市区人民法院审理,也是通过李加东介绍的,标的40万元,霍歌没有与李加东对过账。

二审诉讼中,胡建华称,其认识李加东和潘登,但未通过该二人或其他人收取过案涉借款的利息或还款。胡建华与潘登有资金往来,潘登曾向其借钱共同炒股,有时也会借钱周转;与李加东没有经济往来。李加东与霍歌相识在先,李加东是北京A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其通过该公司其他业务员了解到胡建华有资金出借,就介绍霍歌与胡建华签订了280万元借款合同,之后的3笔借款也都是通过李加东借出的。胡建华曾经告诉霍歌不必通过李加东找胡建华借款,可以避免给李加东服务费,但霍歌仍通过李加东借款。胡建华怀疑李加东与霍歌是一伙的。

二审法院认为,霍歌主张本案与刑事犯罪有关,其一,霍歌主张本案与案外人谢金龙、案外人李维(化名)的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有关,但并未说明胡建华与该二人存在何种关联、在该二人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中存在何种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其仅以个人怀疑为由要求二审法院前往相关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缺乏事实依据,故二审法院对其相关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且对霍歌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其二,霍歌主张胡建华向其借款涉及“套路贷”诈骗行为,对此二审法院认为,尽管从霍歌账户银行流水来看,其在收到胡建华款项后将部分款项转予他人,但霍歌并未举证证明转款行为与胡建华有关。且根据霍歌陈述,其系按案外人李加东要求进行相关操作,而非胡建华。霍歌主张李加东与胡建华共同诈骗,但未对此提交初步证据予以证明。从霍歌所提交的其向李加东、潘登转账的明细来看,相关转账均未呈现出规律性:有的转账金额为整数万元,有的转账金额精准到十元;有的转账金额占借款金额的小部分,有的转账金额占借款金额的大部分。霍歌主张这些转账均为利息、服务费,但无法就利息、服务费的标准和数额予以说明。此外,霍歌认可其通过李加东还与他人存在债务关系,而未举证证明或充分说明其转给李加东的款项系基于本案诉争的借贷关系发生,其主张向李加东转款系支付胡建华借款的利息、服务费缺乏事实依据。基于此,二审法院认为霍歌要求调取案外人李加东、潘登的账户交易明细缺乏事实依据,要求调取胡建华账户交易明细对待证事实无意义,故均不予准许。霍歌未就其主张予以举证证明,二审法院对其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霍歌向案外人的转账与胡建华借款存在关联,霍歌与案外人的争议非本案审理范畴,可另行解决。

就霍歌主张胡建华以霍歌涉嫌诈骗为由报案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一节,二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霍歌涉嫌刑事的案件与本案有关且影响本案处理结果,故对霍歌该项上诉意见不予支持。

霍歌主张案涉借款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其不了解公证的法律关系及法律后果,故案涉借款合同应属无效,二审法院认为该等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法院不予采信。案涉借款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借款合同签订后,胡建华依约出借了借款,而霍歌未予清偿,胡建华要求其依约偿还本金及利息,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通过上述的二审上诉案例,常亮律师给出以下提示,帮助大家区分“套路贷”和民间借贷:

第一、看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目的,这是“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的本质区别。

第二、民间借贷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息收益,借贷双方主观上都不希望发生违约的情况,出借人希望借款人能按时还款,而“套路贷”是以借款为幌子,通过设计套路,引诱、逼迫借款人垒高债务,最终达到非法占有借款人财产的目的。

第三,看讨债手段是否具有强制性。“套路贷”制造虚高的借款金额,违背被害人的意志,被害人不可能自愿还债,所以“套路贷”行为人往往软硬兼施索债,通常以暴力、“软暴力滋扰或者借助诉讼等方式,迫使被害人还债。